解决“类案不同判”，判前检索看一看？

　　11月26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解决“类案不同判”，判前检索看一看?——多地法院通过建立“类案检索”制度提升审判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观察》的报道。

　　一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，主犯在广东一家法院审理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;从犯在江苏一家法院审理，按照量刑标准却应判10年。

　　“从犯量刑不能比主犯高，但如果判5年以下，又突破了江苏的量刑规则，当时根本判不下去。”南京市秦淮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、审管办副主任陶剑涵，谈起几年前的这个案子时仍面露难色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民间资本活跃程度不同。这类案件在广东较为常见，当地量刑相对宽一些，到了江苏就遇到尺度不统一的困境。

　　“法官最担心当事人质问，同样的案子为啥判决不一样?!”陶剑涵说。

　　现实生活中，这种基本事实、争议焦点、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案件，甚至连情节也可类比，却出现迥异的判决结果，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
　　如何破题这种“类案不同判”现象，让司法机关更有公信力、人民群众更有公平感，近年来全国多地法院通过建立类案检索制度做出积极探索。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类案检索平台界面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摄

　　“同案不同判”法官被问责

　　3年前，一家小吃店的员工接收4家食材供货商上门送货，并在供货单上签字验收。后与供货商发生纠纷，小吃店老板认为这些买卖合同无效，诉讼中未获基层法院认定支持。

　　于是，小吃店老板上诉到中级法院。这四个案件被分到了两个合议庭，竟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。

　　在秦淮区法院的会议室里，陶剑涵说起这段有意思的经历。坐在一旁的速裁庭副庭长陈学明补充道：“这种‘同案不同判’‘类案不同判’的现象，不仅会引起群众质疑，还是长期困扰法院的难题。”

　　开篇讲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，后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协调才得以解决。

　　“‘同案不同判’‘类案不同判’现象，实际上是群众反映类案处理存在不一致的说法，可能涉及如何正确理解法律适用统一的问题。”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骆电向记者表示，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，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，一直防止出现“类案不同判”现象。

　　多年前，对职业打假人的不同判决，至今仍令不少法官印象深刻——这些靠购买假冒伪劣商品打官司牟利者，多以商家“假一赔十”承诺为目标，因对其知假买假高额获利行为的正当性争议较大，导致各地判决结果亦不相同。

　　苏州中院民二庭庭长高小刚回忆，早期江苏对职业打假人比较宽容，法院一般会判他们胜诉，而广东的法院则认为这是知假买假，不支持他们的诉求。

　　“据说，当时有的职业打假人每年能获赔两三百万元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们专门跑到江苏打官司。”高小刚说。

　　近年来，在法官责任得到强化的同时，其自由裁量权也得以落实。如何提高审判质量，防止不同法院之间，尤其是同一法院出现矛盾判决至关重要。

　　2017年，一位当事人自称误将20万元转入另两人账户，诉至武汉市蔡甸区法院要求对方返还。

　　因其分别起诉对方，这起案件一分为二被随机分配给两名法官。由于法官对适用法律的认识不同，一个判令被告返还转账款，另一个判决则完全相反，结果出现同一法院内“同案不同判”的怪事。其中一位法官因此被问责。

　　蔡甸区法院院长彭俊认为，出现判决结果偏差较大的现象，多是法官没有精准地理解和适用法律。“过去遇到一些类似刑事案件，有的判一年，有的判三年，后者经常来法院闹，说我们判重了。”

　　经历这次教训后，蔡甸区法院开始探索类案检索制度，要求法官通过在线检索等方式，发现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上类似的案例，为裁判提供参考，规范审判裁量权。

　　此外，还要消除法官个人经历等因素对判案的影响。一些受访法官向记者举例说，判赔金额同样是5万元，家境富裕的法官可能觉得少了，而经济拮据的法官则认为判多了;对婚内男方出轨行为的认定，有时男女法官亦有宽严之别。

　　“类案不同判”虽是个别现象，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。最近几年，最高法在多份文件中提及类案检索机制，去年又出台《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》，对何谓“类案”做出明确界定。

　　江苏省高院审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处长刘振向记者透露，去年7月，江苏省高院要求各地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报告制度，对6类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，并形成检索报告，作为案卷内容归档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江西、陕西、广东和广西等多地高院，也通过完善细化机制、建设案例数据库等手段，加快推进了类案检索制度。

　　当事人拿类案“讨说法”

　　在南京扬子江大道一侧的写字楼里，北京大成(南京)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薛火根，递给记者一张列满了案例的表格——这是他为一位企业主做辩护检索的多起类案材料。

　　“这个案子涉案金额12万元，其他涉案八九十万的案子也没起诉。”从事刑事辩护多年来，薛火根早已形成类案检索的习惯。

　　相比早期有限的可查阅裁判文书，近年来司法公开力度加大，有着海量的案例可参考，“现在法院也更重视我们提交的类案。”他补充道。

　　事后证明，企业主很快就被释放，薛火根查阅的这些类案功不可没。而江苏法院系统要求类案检索的6类案件中，包括“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或公诉机关提交类案生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案件”。

　　有法律学者建议，只要当事一方提交了案例，法官就应当进行类案检索。

　　按照江苏省高院规定，类案检索范围应有明确顺位层级，优先参考最高法指导性案例，其后依次是最高法公报案例、裁判文书，最高法及其业务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、作出的生效裁判，包括江苏省高院公报参阅案例、长三角四地高院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，上级法院及本院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判。

　　“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适用，其他案例和生效裁判虽然不具有约束力，但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。”刘振认为，类案检索制度有助于促进“类案同判”。一年来，江苏法院系统共有12485件案件进行了类案强制检索。

　　南京雨花台区法院审管办主任杨俏坦言，过去法官遇到疑难复杂案件，也有参考类案的需求和习惯，借鉴其他法官的思考方式和裁判智慧。

　　在实际工作中，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千差万别，经常会遇到新型案例，而上级法院有限的案例无法完全覆盖，有时其他省市的案例更有参考性。

　　陶剑涵建议，法官应尽量提交层级较高的检索报告，江苏更倾向于参考北上广，以及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省份的案例。

　　武汉市蔡甸区法院法官方雯曾审理一起棘手的合同纠纷案件，当时审判庭内部争议很大，法官意见无法统一，后来通过类案检索和审委会讨论才形成判决。

　　“我们首先选择市中院的案例，做到本区域内统一标准，如果检索不到类案，再按省高院、最高法与其他省市案例顺序参考。”她进一步解释说。

　　据统计，从2018年试行类案检索制度以来，蔡甸区法院连续三年结案率均超过95%，案件改发率以10%的比例逐年递减。

　　苏州市相城区法院副院长吴宏告诉记者，实行类案强制检索后，结案效率和审判质量均有所提高，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等指标明显改善。

　　“通过类案检索，当事人更能接受判决结果，上诉相应减少了，这方面的数据变化比较直观。”该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坚边说边展示一张记录类案情形、参照适用情况等内容的统计表。

　　据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，近三年全国法院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，一直在89%以上的高位，很大程度反映了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取得的成效。

　　“案多人少”与“无米之炊”

　　近年来，为破解“类案不同判”难题，最高法建立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相关工作机制，出台了相关实施办法，不断规范法官裁量权行使、妥善解决法律适用分歧问题。

　　骆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司法公开有利于促进法律适用统一工作，提高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能力和水平，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。

　　截至今年10月，中国裁判文书网共计公开各类文书超过1.2亿篇，中国庭审公开网累计直播数量超过1600万场。

　　然而，一些受访法官的“槽点”则在于，既要提高审判质量，又要保证结案效率，两者兼顾并非易事。

　　据江苏省高院审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副处长马洪涛反映，虽然全省类案强制检索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，但“案多人少”矛盾日益突出，制约法官类案检索的意愿。

　　由于电脑检索出来的案件庞杂，还要人工分析才能找出有参考价值的类案，工作量非常之大。毕竟法官精力有限，这些工作往往只能由法官助理来完成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牵扯法官办案精力的，还有数据和平台的问题，比如检索平台能否统一、数据库资源是否全面准确以及跨区域汇总等仍需改进。

　　具体到司法实践中，哪些案件应当进行检索，法官有时难以精准认定，无法进行量化考核，也让这项制度的强制性“打了折扣”。南京六合区法院审管办主任樊兵认为，眼下更适合通过奖励性措施，鼓励法官加强检索。

　　目前，针对这些问题，多地法院系统正在研发或升级类案检索平台，帮助法官更加精准、高效办案。

　　尽管各地探索类案检索初现成效，但令一些学者和律师担忧的是，在司法越来越公开透明、法院类案检索压力巨大的同时，仍有部分盲区死角亟待清理。

　　“最近一两年，司法公开在一些地方未落实到位，有的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率仅7%。”薛火根对此不无担心。

　　亦有基层法院人士反映，工作中需要检索最近的新型案例参考时，有时会遭遇“无米之炊”的尴尬——最高法确定的裁判文书“以公开为原则、不公开为例外”，在个别地方变成了“以不公开为原则，以公开为例外”。

　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，目前在刑事司法领域，有不少无罪判决和不起诉文书没有全面公开。办案人员有时候要找一个无罪判决，来和待处理案件相对照很困难，律师的无罪辩护也很难。

　　不同于典型的“类案不同判”，一些极端个案往往囿于地方性问题，并非因法官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差异所致。

　　比如，南北稻香村商标之争，苏州和北京的法院都曾判本地企业胜诉;金融业发达程度不同的地方，对保险理赔等金融领域纠纷，也曾出现具有明显倾向性判决的现象。